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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当天晚上回来就高烧，烧到四十度，整个人脱了水，唯一一点力气都用在狂吐上。我疼，又烧得神志不清，也不知道谁把我抱在怀里，搂着我的头让护士给我打针。我絮絮叨叨说着自己都记不得的话，把眼泪鼻涕都抹在他身上，只觉得心里委屈难过。隐约间，仿佛能看到癌细胞的生长，从我的胃部蔓延，像一枝檞寄生，在我的体内攀爬。

    折腾了不知道多久，才慢慢退烧。偶尔从昏睡中醒来，连抬抬手指的力量都没有。有一次睁开眼睛，恰巧看到蒋磊坐在身边。我哆嗦着去抓他的手，还没说话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
    我问他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

    他的回答我没有听清，只是一个劲的掉眼泪，哭着哭着，又睡过去。做了个杂乱无比的梦，独自在梦中奔跑，跑着跑着，又烧起来。

    反反复复退烧又重新烧起来，这样折腾了一个多星期，才终于渐渐好起来。整个人又蜕了层皮，稍精神些到楼下客厅坐坐，用蒋磊的话，窝在沙发里跟没有了似的。

    其实哪有那么夸张，我自己照镜子看过，就是很明显的消瘦而已，脸色枯黄灰败，脖子一边鼓起一个包，不仔细看又看不出来。不亲自把病历递出去，人家只会当我营养不良，根本想不到我身患绝症，命不久矣。

    蒋磊给我弄了点中药，说是有奇效，整天弄得屋子里苦不拉几，还逼着我喝。我抱着中药碗磨磨蹭蹭，趁他出去给老婆打电话的空当悄悄倒进沙发旁的花盆里。只当滋补花卉，功德一件。

    读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在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登记过，这些年来断断续续都会收到对方寄来的电子邮件，过年甚至还有贺卡。以前还常常跟程远风感慨，如今的公益机构真是认真负责，我不过留下了一点个人信息，他们还逢年过节如此热情问候。程远风翻着白眼，嘲笑说他们不过惦记你身上的器官，怕你改主意不捐了。那时候一笑而过，仿佛器官捐献与否是八十岁以后才会考虑的事，怎想到这么快，就摆在眼前。

    老辈人有个讲究，叫做死留全尸。我这一捐，全尸是注定留不成了，心里不是不遗憾的。晚上裹着被子想了又想，第二天还是拨通了红十字会的电话。

    再不想死，也免不了一死。我道德没有多么高尚，情操没有多么无私，说白了，不过想借另一个人的手活下去。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魂器这种东西，我愿意广泛播种，哪怕死气沉沉地活着，可是能再仰头看到如此蔚蓝的天空，能再次脚踏实地地奔跑，哪怕只为了每天睁开眼睛的第一束阳光，也觉得是值得的。

    反复询问过本地红十字会，确定他们跟□□和□□的干爹没有一点关系，我的一个肾不会被拿去换一个爱马仕之后，才同意他们登门，正式签署器官捐献协议书。打完电话，转回头，蒋磊端着一碗粥，被我气得七窍生烟。我刚想跟他坦白，他扔下粥就走，到晚饭才见。他这个人，思想上有些保守的地方。无偿献血是肯的，但肯定不会同意我器官捐献。为此，我费了不少口舌，两个人不知道僵了多少天，就在我以为两个人就要这么冷战下去的时候，他忽然想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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